一下，《猎人与轻骑兵》中也出现过一些脏话。一是真实性的需求，在激烈的体育运动中，出现粗口的情况是再正常不过的——哪怕平时再温文尔雅的运动员都难免会使用詈语。如果删去这些内容，反而会让小说失实。狄更斯的《雾都孤儿》就因为奥利弗·退斯特的语言过于“文明”而受过后世的批评。此外，这里或多或少也有承袭或致敬塞林格的地方，比如黄敏学口头禅里的“该死”——或许在中国，如此频繁地谈论死亡和基督教语境下对上帝的亵渎是异曲同工的。这是我自己的一点小聪明。

以个人的角度来说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仍不太适合作为“儿童文学”进行推广阅读。但是，以童年创伤、心理问题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去创作一部适合当代青少年（尤其是中国青少年）阅读的小说是可行的。它可以作为心理没有太大压力的读者培养同理心的作品，也可以给予生活并不是那么顺利的读者怀揣希望的力量，这大概是我的设想。于是，一个同样早早失去了弟弟的主人公以类似自传的口吻开始了叙述。熟悉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读者大概能一眼发现，去世的弟弟在柯佩韦心心念念的手套上写下了诗句，这就是从塞林格的小说中来的情节。当然，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里，手套上写的是文天祥的《正气歌》。

但柯佩韦和霍尔顿仍旧有天壤之别，差别大得可能和中国与美国的差别一样大——这时我们又要回归具体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了。《猎人与轻骑兵》是发生在中国的故事，它需要给读者一个极其熟悉的语境（而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中的文化语境对普通的中国读者而言仍是有些陌生的，这也是不宜作为儿童读物的一个重要原因：小朋友看不懂）。没完没了的作业与考试、不那么舒适的住宿环境、学习压力下艰难生存的校园体育、家长对孩子的“投资”与莫大期待、贫富差距分化对少年儿童的影响，乃至柯佩韦每天早上都想多赖几分钟的床，这些可能都是过去的孩子和现在的孩子都有的体验。而在这种环境下，一个因为童年创伤而心理健康存在问题的孩子（但还没有到出现严重的抑郁症需要药物介入的地步）所能感受到的孤独与迷茫是可想而知的，何况他天性内向软弱。但柯佩韦并没有像霍尔顿那样逃学、打架或是游手好闲，也没有想过离家出走。中国的孩子大多是“规矩”的，柯佩韦的家庭条件不好也不坏，父母一辈都是体面的规矩人（工程师、老师、医生），姐姐和弟弟也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，柯佩韦自己的成绩也不算差（甚至可以说很好，只是比不上他过于优秀的朋友）。他是家庭和学校所规训出来的“好孩子”，平时都不敢跟女生讲话，怕一讲话就被大家当成“男女交往过密”，而且也早早接受了自己要通过中考、高考上大学找工作的命运，校园足球最多只是生活的调味品。不只是柯佩韦，足球队大部分的孩子都有类似的观念，他们就是这样被培养和训练出来的一批小孩。不过，他们也各有各的性格、烦恼与坚持，并不只是考试的机器，活泼的精神从始至终没有被磨灭。

而柯佩韦的童年创伤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像霍尔顿一样部分释放出来，而是全盘堆积在内心深处。于是，他不爱与他人交流，像个扎满刺的小刺猬，躲在自己的角落里。他没有像霍尔顿那样到大街上闲逛，内心却流离失所。而我也赋予了他一个更沉重的命运：弟弟的去世与他间接相关，他有一定的责任——虽然我想大家读罢小说，都会认为这件事并非柯佩韦的过失，只是一场意外。但柯佩韦仍旧难以原谅自己。就如他自己所说，踢球绝对不是为了“继承弟弟的梦想”。他认为这是世界上最恶心的念头，弟弟因自己而死，现在自己又要去继承他的梦想，这不是非常滑稽可笑的吗？生者难道连死者的梦想都要占有吗？何况没人能确认足球就是弟弟的梦想，因为弟弟在人生还没有成型的时候就失去了生命。笼罩在柯佩韦心中的创伤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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